李莹也常遇到这种情况。有些孩子开始不能识别性侵，等时间一长更缺乏证据。“等意识到后向我们求助，但因为证据问题，我们即便知道事情可能是真的，也没办法帮助她。”

李莹所在的中心，公益提供妇女儿童权益保护。有一个孩子自述被老师性侵，“在朋友鼓励下报警，并向我们求助，我们很重视给她提供法律援助，但她又放弃了”。她认为，不少儿童不敢、不愿说出来，与熟人圈子存在的权力控制关系、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偏见、传统观念、可得到的社会支持等也有关。她了解到一些性侵案，受害者不止一位，“但她们有很多担心，不敢站出来”。

《保护人权规范公权 25件国家赔偿典型案例发布》记得去年夏天，中央纪委一个月内就接连两次提出要求：重点查处贯彻中央脱贫工作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到位，弄虚作假、阳奉阴违的行为，确保中央政令畅通；坚决纠正以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对待扶贫工作、做表面文章的问题；对扶贫工作失职失责的党委纪委“双问责”。